自20世纪以来，在实用主义法观念支配下，围绕着控制国家公权力，学界也尝试着超越传统规范主义控权模式，转而进行功能主义的探索。

既然如此，《立法法》为何要创立一种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处于被动地位的审查要求机制呢?考虑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是《立法法》的制定者和修正者，问题毋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何要自我限制，即通过允许其他机关向自己提出要求而将自身置于被动地位? (二)审查制度的多元性和高效性 顾昂然在《立法法(草案)》说明中指出，之所以创立审查要求机制是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并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法规、规章与法律相抵触等问题。51参见王蔚:客观法秩序与主观利益之协调——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之完善，《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39页。

究其实质，这种审查背后的权力关系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监督由其产生的其他一切国家机关，绝非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自我监督。8因为所谓建议在字面上只是向被建议者提出并供其参照和考虑的主张和意见，是否启动审查程序完全取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裁量。57甚至宪法中设置的监督制度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机关的监督，也因受这种影响而经常表现得较为乏力。40 由于不同要求主体的职权有别，相互监督在具体化为某个主体的审查要求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形式和特点。而采取这种独特的审查模式是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既是最有权威的机关，又可以经常性地监督宪法的实施，这样做比较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体现了全国人大统一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

为何通常审查者与审查对象一对一的结构在我国变为一对多?其原因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主权代表者既是审查机关，又行使《宪法》第58条的国家立法权。但若由其他法院提请，必须经过联邦宪法法院预审小组的认可后才能导致审查启动，以此来减轻审判庭的负担。三、新型权利概念的外在视角——社会学基础 如果把新型权利的概念完全放置在内在视角(法律及裁判)——教义学基础上，尽管对界定新型权利而言，并无大碍，但任何一个法律和法学概念，其产生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图解概念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经由概念而导向实践。

但因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讲，判例法国家的司法裁判及其判例生成活动，仍应置于前述立法吸纳的视角予以观察，故这里仅就成文法国家司法裁判中创制或认可新型权利的情形(或可能的情形)予以论述。这表明，新型权利是被法律经由立法程序过滤并吸纳了的权利，它因此也获得了法律的内在权威。法律是一种权威的社会规范，无论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来源有多么不同的看法，也无论人们对法律获得权威性的条件和标准有多么不同的看法，但没人否定法律是权威的社会规范这一基本结论。而认可则是指立法者针对业已成熟的、流传久远、其内在规定性已在实践中被人们习惯性地遵守的社会关系及其规定性，予以承认之而法定化。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性展示的是人类交往对自然性的偏离，并且社会越向高级发展，这种偏离程度越高。立(司)法者创制或认可新型权利时所依赖的社会关系，未必一定是新生的，但必须是在既有的法律体系或司法裁判中未曾被关注的。

其三，司法裁判所生的新型权利，其场域只能是在个案处理中。理解新型权利应坚持内、外两种不同视角及与之相关的两种基础理念：一是(规范)内部的视角——教义学基础。进言之，所谓社会交往中的自发性，乃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而生成的事实。当人们服从一种压制性命令更有益(无论精神上、身体上还是物质上的益)时，选择服从和接受便是自然而言的事。

第三，如何理解可接受性是在社会学的外在视角理解新型权利？这一问题，在前文中业已有所说明。如对国人而言传之悠久的春节节庆、清明习俗、端午传统等，如今虽已被纳入法律中，成为法定假日，也成为人们的新型权利，但过去很长时期，它们被抛弃于法律之外。在这两种属性中，自然(个体)性是原生的、本源的，社会性是派生的，本质的。2.新型权利的可接受性。

所谓具有客观性，是指立(司)法主体在社会关系中发现其内在规定性，并在权利选择中将其所认可的内在规定性嵌于法律中。概纳之，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其一，神圣灵启的可接受性。

这正是案例指导制度建立的理由之一。正因其尚处于自发性状态，故需要人们努力和争取。

越是卓越的立法和裁判，越需要立(司)法者具有对相关社会关系的深刻洞察能力和总结活动。不过，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平等，更多地是主张的意义上的，而不是实际分配意义上的。即使能够，其被法定化为新型权利的过程，或许要经历更多的时间考验。这就涉及法律的可接受性。其本身的价值不在于客观之真，而在于主观之效。如洛克和斯宾诺莎就分别指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

新型权利则是在多样、流变的新兴权利基础上，对社会关系及其规定性内容所做的具有客观性和价值性的意志决断。但当一个国家彻底否定判例制度时，即使司法面对立法缺漏，且针对个案创制或认可了一种权利，因其不能被普遍化，故不能径称为新型权利，而只能归于新兴权利范畴。

所谓天然的权利与法令，我只是指一些自然法每个个体应竭力以保存其自身，不顾一切，只有自己，这是自然的最高律法和权利。特别是当新兴权利之事实和主张间明显对立，难以协调时，必须通过公共主体——无论是社会性的公共主体，还是国家权力主体，并运用法定的或商定的，人们可接受的权力予以决断。

首先，既往社会事实一般都是业已成熟的、定型的，而新生社会事实未必一定是成熟的和定型了的。新兴权利和新型权利的另一区别是，前者可谓自然权利，后者可谓法定权利。

可见，如果说新兴权利基于一种迅速成长的交往关系和社会事实的话，那么，新型权利则基于既有的法定权利，是法定权利中比较晚出或新出的权利。3.内在视角(2)：裁判基础——司法吸纳。或以为，这种处于流变中的、尚不成型的社会关系，也尚未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和它相关的权利主张，仅是一种主张，不能定性为权利——无论是新兴权利还是新型权利。既然法律是自己参与或者授权参与而产生的，则在逻辑上无论立法者还是法律运用者，都有义务接受法律，接受契约之规制。

因此，在探讨了新型权利的内在视角——教义学基础后，进而探究新型权利的外在视角——社会学基础，才能更全面、圆润地认知其实践取效问题。新型权利不可能在规范内部实现其目的，只有将其投放到规范外部——社会关系中去时，才能够与其目的接睦。

同样，因为成型结果乃是从多样的权利需要、主张和选择中综合权衡、择优选取的决断结果，因此，它必然导向统一。这表明，当我们说新型权利来自于承载它的社会事实(关系)时，本身意味着它内含还原于社会，并使得社会关系向更有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

但有关新型权利基础问题的研究，尚未深入，尚不能提供人们大都能够接受的基础理念，以及相关理念的观察视角。新兴权利是自发性的权利类型，或者说新兴权利尚处在权利的自发状态。

因为流变过程总伴随着多样的权利需要、主张和选择，因此，也具有多元性。无论是代议制立法，还是全民公决制立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彰显法律的作者和法律的读者在法律产生问题上的互动性。没有他们的参与，法律修辞就不过是一出独角戏，成为立法者的自娱自乐，无法在普罗大众中间产生其自由与秩序被法律所结构的审美体验和修辞效果。而近、现代以来与法治相勾连的人类立法，更是把正当程序的过滤和筛选作为立法决断的基本要求。

我们知道，立法每每解决的是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整体性、全局性和一般性的事务。兼之法官本来是法律专家，这也不同于公务员主要是行政管理专家，其更善于运用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理，去分析当下所面临的纠纷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理。

当人们服从一种压制性命令更有益(无论精神上、身体上还是物质上的益)时，选择服从和接受便是自然而言的事。从而法律不仅在缔造着法治理想国，而且在实际有效地控制着一个庞大的、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帝国相比较，都无与伦比的法律帝国。

尽管观念、主体、行为以及反馈皆生自于法律规范的规定，一旦当其从规范转型为具体的观念、主体、行为和监督时，就意味着作为规范的法律已然在构建社会，使源自社会的规范反作用于社会，从而得以再社会化。因此，自发性也可以称之为客观性，属于事物本质的范畴。